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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运营商将删除行程卡用户数据

(图片来源:东方IC)

敬一山/文2022年12月12日零点,累计服务约六百亿次的“通信行程卡”下线。这是疫情防控策略整体发生转变的大格局下,迈出的势所必然的一步。针对各方担忧的隐私数据处理问题,三大运营商也先后表示,“通信行程卡”服务下线后,会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,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。

这个曾经影响无数人出行的防疫工具,就此告别历史的舞台。运营商彻底删除隐私数据的承诺,也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。目送行程卡退隐的同时,很多人也关心另一防疫工具——健康码的命运。相比于只记录个人行踪的行程卡,健康码的功能更强大,里面关联的个人隐私数据更多。而在多数地区、多数场合已经不再查验健康码的背景下,它何去何从,的确该早给一个说法。

理论上,健康码和行程卡有着同样的诞生逻辑,都是为了服务于精准防疫的目的,当防疫策略变更之后,健康码理当和行程卡一样,尽快下线并删除所有用户数据。

不过现在也有少数专家认为,疫情这几年,民众已经养成使用习惯,相关技术和应用基础也有了积累,可以把健康码回归于卫生健康目的,比如用健康码关联医保卡、扫码挂号付费等,甚至还建议可以转换为居民的电子ID或者电子名片,用来预约进入图书馆、博物馆,到政府办事等。

听起来这种“健康码转型”有一定诱惑力,既然前期已经花了相当多的经费及精力,为了避免浪费是不是可以用于公共服务?可仔细推敲一下不难发现,诱惑背后还是藏着不可忽视的隐患。这种“大数据治理”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,用好了当然有可能提高服务效率,可是一旦被滥用,用户就很难有还手之力。

无论行程卡还是健康码,这几年都有相关的教训。拿行程卡来说,其诞生初衷本来是很好的。2020年2月,当时全国推动复工复产,但判断员工是否到访过高风险区成为难题,于是工信部指导三大运营商为用户提供免费行程证明,这就是行程卡的原型。可众所周知的是,这个原本是帮助员工复工的功能,后来成为不少地方防疫层层加码的借口。

健康码更是如此。河南给数百名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事件,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,后续郑州多名官员因此被问责。这虽是较为极端的事件,但其暴露的问题却可能具有普遍意义——一旦行政部门掌握了太多用户数据,而运行规则又不够透明的情况下,这种数据治理工具就可能被滥用。

基于这些教训,为了防疫而诞生的这些数据治理工具,还是应该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而退出舞台。因为防疫的特殊背景,民众不得不让渡一些隐私和知情权,随着疫情防控走向正常化,这些可能侵害民众利益的“权宜之计”,就不该继续存在。

从本质上说,这些数据收集甚至有违法之嫌。按照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,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、合理的目的,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,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。收集个人信息,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,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。

所以,按照法律精神,无论给“健康码转型”想出多少正当理由,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是:什么部门、什么平台有权收集个人的哪些数据?这些数据又将被应用在哪些地方?如何避免一些极端事件?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解答,那不如尽快将健康码下线,以彻底消除各种可能的隐患。

(作者系资深媒体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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